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
1938年春天，一通电话差点改变一场伏击战的命运。
那天早上，陈赓刚刚安排好772团在马家拐一带设防，正准备坐下来喘口气，前哨兵火急火燎地冲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慌张。
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团长，前边好像来了一支敌军队伍！”
陈赓一听，立刻跳起来，拿起望远镜就朝长堎方向望去。
远远的山路上，确实有一长串人影在移动。
看不清楚，但队形整齐，尘土飞扬，怎么看都像是部队。
陈赓心里咯噔一下。
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后方又来人报告：“苏家峧方向也发现日军，正在靠近！”
一前一后，来势汹汹。
这可不是小事儿。
按照当时的部署，772团负责阻敌援兵，如果现在自己被夹击，那整个伏击圈就可能塌口，主力部队也会陷入危险。
陈赓没犹豫，立刻拨通了指挥部的电话。
“副师长，我团已被前后夹击，请求撤退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只传来一句话：“原地待命，没有命令不准后退半步。”
不是不让撤，是连“半步”都不许退。
这话说得格外硬。
陈赓皱着眉头，压下心里的急躁，又重复了一遍情况，但徐向前的声音依旧冷静：“派人查清楚敌情，别慌。”
说实话，那一刻陈赓是有些焦虑的。
他不是没见过大场面，但眼前的形势怎么看都不乐观。
可他没再争辩。
挂掉电话后，他马上派出侦察兵，分头去看前后情况。
等人回来，带回的却是两个出乎意料的消息：前面那支“敌军”，其实是一群赶着骡子的百姓；而后方的日军，还没靠近就被我军的警戒部队击退了。
虚惊一场。
那时候谁也没笑，大家都沉默着。
陈赓自己没说什么，转身回了指挥所，坐下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
这事儿要追根溯源，还得从一周前说起。
1938年3月，日军在华北的推进已经越发深入，邯郸到长治的那条邯长公路成了他们维系前线补给的命脉。
几乎每天都有车队经过，满载弹药、粮食、军需，目标直指太行山深处。
刘伯承那会儿去总部开会，129师的指挥任务落在了徐向前身上。
徐向前是老红军，打仗从不冒进。
他看中的是响堂铺那段山路，地形狭窄，两侧是高地，一旦车队进入，插翅难飞。
他决定策划一次伏击战，目标明确：打准、打狠、打快。
主攻部队是771团和769团，埋伏在公路两侧。772团的任务不是参与主攻，而是守住通往响堂铺的增援路线。
说白了，就是让日军的救兵过不来。
为了保险起见，徐向前还从769团抽了一个连拉到苏家峧方向做警戒，又协调国民党的骑兵第4师在涉县活动，用来牵制敌人注意力。
3月31日，天刚蒙蒙亮，山里的空气还有些冷。
八路军的士兵已经在伏击点埋伏了一夜，披着伪装，手里握着枪，几乎不敢动弹。
八点半，日军车队到了。180多辆汽车排得像长龙一样，隆隆驶入山谷。
徐向前拿着望远镜一直盯着。
他等的就是这个时机。
“八点三十，开火！”
一声令下，埋伏在山坡上的部队同时开枪。
第一排的汽车立刻起火，后面的车就算想退也退不出去。
日军乱了阵脚，四处逃窜。
伏击战打得很快，但也很激烈。
那两个多小时里，山谷里枪声不断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波接着一波。
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陈赓却差点做出关键决策——撤退。
如果真这么做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伏击圈会暴露，阻击线会崩，整场战斗都有可能失败。
可他没退。
他信了徐向前的判断，也信了自己手下的兵。
事后说起来容易，当时真的是顶着巨大压力扛下来的。
战斗结束后，八路军统计了一下战果：击毁日军汽车近百辆，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，伤亡极小。
下午四点，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响堂铺，可八路军早已撤离，山谷里只剩一地废铁和呛人的硝烟味。
刘伯承回来后，看了战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仗打得干净。”
战后总结会上，徐向前说：“打仗像下棋，不能脑子一热就走子，得稳。”
陈赓没说太多，只低声补了一句：“那天我是真有点急了。”
从那以后，772团那次“差点撤退”的事儿，再也没人提起过。
参考资料：
徐向前，《历史的回顾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，《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战史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95年
军事科学院编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资料（1937-1945）》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4年
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，《八路军抗日战争经典战例研究》，国防大学出版社，2018年
